“未富先老”的中国制造业

    在“2020中国制造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形容中国制造业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状态，这或许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成因之一。那么，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浪潮中，工业互联网能产生多大的推力？

“未富先老”的中国制造业

蔡昉指出，经济学家建模研究经济现象时，很容易碰到“倒U”曲线——某个指标上升一段时间达到峰值后就会下降，长期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曲线，也是一个“倒U”曲线，这在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出现了。

但这三个国家的制造业却有所不同，美国、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发展势头比中国猛得多，这固然有技术投入与时间沉淀的差异，蔡昉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倒U”曲线与美日的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的制造业，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

蔡昉用数据展示，美国在1953年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美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7%，当时的美国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16443美元；

日本在1970年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日本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19%，当时的日本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18700美元。而中国在2006年左右出现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当时中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43%，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换算成现在的可比价格是人均3069美元。

对比美日，中国在人均GDP尚且很低、农业劳动人口占比较高的时候，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滑的趋势，这在蔡昉看来，是“早产”型制造业比重下滑。

蔡昉认为，制造业比重过早下滑不是理想的状态，人均GDP水平较低，意味着制造业还未具备高端化的基础，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下滑与制造业劳动力的短缺有关，当第二产业的生产率尚且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时，劳动人口就流出第二产业。

蔡昉分析，制造业的聚集通常只靠两个比较优势，一是成本优势，包括获得劳动人口、土地、原材料等方面的价格优势，二是规模效应，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聚集程度，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还能进一步加强制造业规模效应，而我国农业劳动人口比重虽然在下降，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人口可以投入到制造业来，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尚且有潜力。

工业互联网浪潮与中小企业困境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政府积极引导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企业层面，很多企业来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关口。

尽管“工业互联网”浪潮来势汹汹，但中小企业，不一定会大力拥抱，这跟工业互联网处于起步阶段、前景未明，中小企业较为谨慎有关，也跟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有关。

政府助力

处于发展初期的工业互联网，还相当依赖政府层面的推动。佛山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2018年，佛山GDP刚刚迈过万亿元的门槛，佛山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能达到55%,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国范围的统计层面只有33.9%，作为非一线城市，佛山的工业增加值能在全国的城市中排到第六。

据佛山市市长朱伟的介绍，佛山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国改革试点城市。

佛山以制造业安身立命，当地政府相当有意愿推动工业互联网渗透本市制造业。

朱伟在2020中国制造论坛上表态，佛山将发挥佛山市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社会专业机构的力量，开展工业互联网走向产业集群活动；将落实省级上云上平台奖补政策，实施奖补，降低企业信息化一次性投入成本；围绕中小企业与供应商工序不匹配的问题，组织供应商联合体与集群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围绕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佛山市将着力深化工业互联网上下游和金融机构的对接，鼓励金融部门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的投融资服务。

朱伟表示，就政府层面如何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他提出四点思考，一是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上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在智能传感器、云化工业软件，以及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用研究给予更多的科研支持；二是在深化智能+融合下功夫，以工业互联网为依托，支持中小企业推动设备制造业、跨领域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的集群共享，引导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转型升级，加强标准开放和协议兼容；三是要给予实验验证和标准推广等给予更多的支持；四是要重视营造健康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环境，例如法规的完善、安全责任的厘清。